高校信息公開豈能因領導卡殼

最有媒體報道稱，瀏覽70多所高校的信息公開專欄，發現了不少問題。比如，要求公開的信息條目不達標，公開的信息過于籠統或簡潔，語言表述遮遮掩掩，投訴和監督渠道略顯模糊，一些關鍵性的信息有意回避。尤其是“校領導因公出國情況”成了信息公開的普遍盲區，除了清華大學等極少數高校，絕大多數高校都未公開此項內容。

可以設想，如果校領導的公共信息都不能公開，那么已經公開的信息可信度是否會打折扣？在高校普遍推進信息公開的關鍵時期，切莫讓“領導出國情況”成為妨礙信息公開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》2007年實施后，高校的信息公開工作取得了實質性進展。教育部繼2010年發布《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》之后，今年又發布了《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》，相繼列出財務信息、招生考試信息、管理服務信息等10個大類50條具體的公開項目。高校實行信息公開，是信息公開由政府層面延伸到公共企事業單位層面的重要舉措。

信息公開的目的是為了便于監督，監督的前提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證公眾的知情。然而遺憾的是，許多高校并未意識到公開的深意所在，或者在權力的指導下“有限公開”，或者延續傳統的官本位瞞天過海，其結果是有意堵上了公眾監督的渠道。對信息公開之所以遮遮掩掩，根本上還是因為一些高校沒有擺脫行政思維的傳統邏輯。當權力無視“社會的眼睛”時，公開與監督必然陷入一場貓捉老鼠的博弈。

信息公開并不是“走走程序”、“做做樣子”，而是要確保信息的真實性以及監督過程的開放性和可操作性。《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》中特別強調要公開公眾的投訴和反饋渠道，然而，許多學校并未提供信息核實的責任部門和聯系方式。同樣，《清單》中特別強調要主動公開有關爭議的處理方式，但這方面的信息反倒變成了最大的隱私。

國外大學在信息公開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。美國高校特別強調信息公開的層次，換言之，什么信息應該公開，信息對誰公開，公開到何種程度，這些都有明確的規定。尤其是公立大學，信息公開并非依據簡單的行政條例，而是有來自立法層面的法理支撐。不得不承認，美國和英國的《信息自由法》直接影響了大學信息公開的進程。在相關法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