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就是說,我們還有32年的時間,要使中國的一些高校能通過高質量發展,達成這個目標。時不我待,這應該是雙一流建設的重要內涵之一,也是包括中山大學在內的一批中國最好大學的重要使命。
中國新聞周刊:你怎么定義“一流大學”?
陳春聲:我們學校領導班子對于一流大學的定義有共識,用通俗的話來說,首先,學生和家長在選擇就讀學校時,會首先想到這個大學;第二,國家有重大的戰略需求,或者碰到有急需解決的問題時,會首先想到這個大學;第三,國內、國際學術界的同行,需要討論和解決重大學術問題的時候,會首先想到這個大學的學者。
這三個“首先想到”,是羅俊校長提出來的,今年初寫進了學校黨代會的報告。我們認為,這樣的大學就可以稱為一流大學。
中國新聞周刊:你認為,放在世界的坐標軸內,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在哪里?
陳春聲:我覺得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短板,一是教育教學層面,即人才培養的質量;二是管理架構和治理機制層面,還存在一些欠缺。
大學安身立命之本是培養人才,但中國的大學和國際上最好的大學在這個方面的差距還是相當大的,也是最不容易縮小的。
最簡單的,就以師生比來說,包括中山大學在內,中國大多數高等學校的生師比是18至20比1,國內最好大學的這個數字大概是13或14比1,而在歐美的許多一流大學,包括哈佛、牛津這樣的學校,他們的生師比是8或9比1。更直白地說,我們因為學生多、教師少,大學授課的方式與真正意義上的“小班教學”,還有很大一段距離。
而小班授課是教育界公認的、在高等教育領域提高學生培養質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即每個教學班控制在30人左右,一些專門的課程甚至是15人以下。在這樣的安排之下,老師才有可能個性化地關注學生的學業情況。
我們人才培養質量的聲譽還不夠好,這可以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。就是我們大學招收的國際學生,學業成績還不夠好,學術潛質也還不夠高。在國際上,一流大學的國際學生通常會占有較大的比例,而且,即使不能說國際學生的學業水平通常會略高于本國學生的平均水準,但起碼也不會比本國學生差。現在,我們絕大多數大學還做不到這一點。
我們會與國際學生開座談會,留學生們常常反映的一個問題是,自己的學業跟不上中國學生。用他們自己的話說,面對著通過高考才“拼殺”進入中山大學的中國同學,他們的感覺有點像“一只綿羊進入了狼群”。
作為教育者,我們自然有責任為這些自稱為“綿羊”的外國孩子提供更加適合他們的教育方式。但反過來想,為什么我們吸引來的大多是“綿羊”,而不是一大群“狼”?歸根結底,還是因為我們的人才培養質量不夠高,學術聲譽還不夠好,對“狼群”的吸引力不夠強。結果,為了所謂“國際化”的指標,就只能到境外圈一群乖乖的“綿羊”來培育。
在這個方面,近年中山大學也進行了一些努力,提高國際學生的質量。我們建立了嚴格的國際學生入學考核程序,嚴格規定不準通過招生中介接收國際學生,同時適度增加國際學生招生數量,逐步提高學歷國際學生比例。
從2017年開始,我們每年面向東盟10國最好的若干所中學,經中學校長推薦,招收他們最好的畢業生,這是提高國際學生生源質量的一個有效嘗試,而且還服務于國家的“一帶一路”倡議。
另外一個短板是在學校的內部管理及運作機制方面,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,還是有一定的差距。
中國大學的內部管理運作機制,基本都是和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的機構設置對應。比如,教育部有研究生司、高教司、科技司、社科司、國際司,各個高校也就相應地設立研究生院、教務處、科技處、社科處和留學生處。但實際上,在世界一流大學里,留學生和本國學生的課程和教學安排,是不會分開管理的。我們的學生出國留學,一定是與所在國家的學生用同一個課程表的。
又如,本科生教學歸教務處管、研究生教學歸研究生院管,基本上也是中國大學獨有的制度安排。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。要實現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列的目標,這樣的架構問題還是比較大的。